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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洪子诚

登翰《侧影》中的这些文字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就陆续读到，这次结集又重读一遍。他用清丽、深情的文笔，写一个家庭在大历史中的兴衰聚散，写祖辈和父辈在异国的歧路荆棘、艰难创业，写母亲在艰难竭蹶中对亲人的思念和抚养子女的含辛茹苦，更呈现了叙述者在回顾这一切时的执着、诚挚的信念和心灵轨迹。

自1956年9月我们同考入北大中文系至今，我认识登翰已经67个年头。他热情、感情充沛，好结交朋友，重情义，兴趣广泛，富于探索、开创的精神和能力。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秀，既写诗，写散文，也编写电影剧本，是北大学生“文艺界”的知名人士。我们入学后分配在一个班，五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同住一间宿舍，无论学识和为人，我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。

登翰在《侧影》这本书里，有许多笔墨深情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。当年在厦门，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，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。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，沿着江边走道，曾听他关于生活、写作的计划，听他讲述爱情的幸福和苦楚……

上世纪90年代登翰写有《寻找生命的尊严》的散文集，偶然看到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的题记：“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了，即使找回来，已不是原来的东西。人生是一个过程，生命便是在永远地寻找、失落，再寻找、再失落……中。”这是他的总结，也是他的感慨。“侧影”写到很多的无法再找回的“失去”，有文字难以表述的苦涩、痛楚。但细细读过，也能体会到他自己和家庭在挫折中的坚持，那些没有明言的寻找中获取的精神财富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，登翰成果卓著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他是大陆台港澳文学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, 在世界华文文学史概念、范畴与阐释框架的建立上，在诸多复杂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阐释上，他的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和海外的汉语文化圈，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引发关注。

过去，我总认为登翰从事这项工作，主要是基于他填补学科空白的动力，以及在福建获取相关资料的便利。读了“侧影”这本书之后，才理解了其中更为深层的因素。这自然是他的选择，但也可以说是课题选择了他。他的生命、情感与家庭、家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联系，让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发生关联有一种“命中注定”的必然性。

这几十年，世事纷扰变幻多端，许多事情的发生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在走过或繁华或坎坷的路途之后，登翰寻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属。“侧影”告诉我们，相比起那些炫目的，外在的辉煌光彩，个体生命的尊严、对亲人的深挚的怀念、对常年生活的土地的难以割舍，是更根本的根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